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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与隐患:悬浮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
2012-10-31 23:15:41  作者:  来自:   字体大小:【】 【】 【
浮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农民工既是经济建设的功臣,也是社会的一大隐患。虽在城市工作,但在政治、文化、生活上均不能融入城乡社会,悬浮于城乡之间,建设一个厚重的基层底盘,使农民工安全着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
浮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农民工既是经济建设的功臣,也是社会的一大隐患。虽在城市工作,但在政治、文化、生活上均不能融入城乡社会,悬浮于城乡之间,建设一个厚重的基层底盘,使农民工安全着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能否在稳定中转型,是亟待要决的大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悬浮;安全着陆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1-0073-05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呈现出的发展奇迹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数以亿计的农民怀着极大的创业精神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同时也练就了一支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把年度人物的第三名授予了中国农民工,原因是他们拯救了世界金融危机。这个殊荣是名符其实的,意义是世界性的。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美国人并没有按我国的约定叫法称“农民工”,而是把他们叫做“产业工人”。《时代》周刊给予中国农民工这么高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我国经济增长70%靠出口拉动,出口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民工低廉的工资,而且不懂维权。[1]而在现实社会中,农民工却成了社会“两栖人”,处于进不来(城市)回不去(农村)的悬浮之中。农民工的工作、教育、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几乎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成反比,给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带来很大隐患。就此而言,农民工能否安全着陆,直接影响到农村的稳定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否则将成为社会隐患,因为 “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他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 [2](266)农民工稳,农村就稳;农村稳,中国也就稳了。
  一、城市梦的追寻 :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及特性
  从1949年至1978年,中国农村社会日益被边缘化,新政权在以其强大的意识形态渗入到乡村社会的各个角落,将其建构成为一个同质性的政治空间的同时,又实行严格的城乡分割制度安排,即户籍制度及其配套制度,导致形成了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1978年,中国开始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社会急剧转型,社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最为突出的是阶层内分化。其中农民阶层的分化速度最快、规模最大、范围最广,主要表现在职业分化(离土)和地域分化(离乡)两个方面。改革前农民集中在农村,居住在农村,而当今的农民很多人是户籍在农村,生活在城市,从事非农行业,成了受歧视的农民工。有学者将此变化改为由“二元结构”向“三元结构”的转变,即在城乡“二元”之外加上了“农民工”这新的一元。[3]
  (一)农民工的界定
  任何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必然经历一个产业结构和城市结构的转换,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农村人口向城市人的转换过程。农民工便是这一转型的产物。他们是一群“无法定位的边缘人……,外国人也许永远搞不清楚,‘农民工’这样一个相互矛盾的名词究竟指的是什么,事实上这个名词是一种社会身份和职业的结合——其中,‘农民’标明的是他们的身份,‘工’则表明他们的职业。”[4](322)因此,农民工是个矛盾的综合概念,但恰恰是这个矛盾的概念,却真实的反映了农民工“似农非农,似工非工”的特征和尴尬处境。[5]
  (二)农民工的特性
  19世纪末,英国学者霍华德曾按照城乡一体化的原则设计了著名的“田园城市方案”。他把城市比作‘磁铁’,把人喻做磁针,断言,“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6](9)然而在现实中,无论是现代化的早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其城乡关系的演变都没有霍华德想象的那样简单和浪漫。尤其是现代化后发国家,由于其社会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使得城乡分治到城乡一体化的演变逻辑,并不是简单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推进与置换,而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双向交切、互渗与博弈的过程。对于游走于城乡之间的中国农民工来说,又具有新的特性。早期发展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路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从迁出地转移出去,二是这迁出的劳动力在迁入地居住下来,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意味着同时完成了上述两个过程。而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面临的实际恰恰是他们迁移出去后并不预期能够在迁入地长期居住下去,它是一个既有流出又有流回的过程。”[7]这就使得转型期间中国农民具有双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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